中世纪贵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而出身便是其特殊的标志(4)

由于天灾人祸，那时的三级会议带有非正式的革命性质。奥弗涅省便是这样的情况，三个等级一起制订出最重要的政策方针，并按照均等比例从三个等级选出特派员来监督实行。香槟省[9]也是如此。14世纪初，城市中很多贵族与资产者为了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和各省特权，联合起来反对王权的侵害，大家对这一运动想必已很熟悉。那时，有许多这类插曲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中，很像是从英国历史中节选的一样。至此之后的几个世纪，便很难见到这种景象了。
其实，随着贵族对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便很少召开，有时甚至会停止，普遍的自由权利最后消亡，地方自由也随之死亡。在公共生活中，资产者与贵族再也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了，那种彼此需要、和舟共济也很难出现了，他们各干各的，彼此也更加陌生。到了18世纪，这场革命发生后，贵族与资产者只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内偶尔相遇。可以想见，这两个阶级不仅仅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了，现在的他们已成了敌人。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贵族一步一步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他们作为个人，却获得了很多他们从未享有过的特权。

可以这么说，肢体靠着躯体的死亡而致富。虽然贵族的统治权在慢慢削弱，但他们却享有越来越多的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特权；与路易十四时期相比，路易十六时期的平民更容易谋取政府职位。当这种情况还未在法国流行时，同一时期的普鲁士却早已司空见惯了。一旦获取这些特权，便拥有世袭权力，与整个家族相联系起来。贵族越是丧失统治权力，似乎就越执着于种姓。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所有特权中最令人憎恶的特权——免税特权。从15世纪以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免税权在不断膨胀。
随着公共开支的急速增长，贵族免税特权的价值也随之增加。在查理七世统治时期，军役税仅为120万里弗尔，因此，贵族免交军役税的特权价值就不那么明显。而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高达8000万里弗尔，显而易见，免税特权的价值就增加了不少。当平民只缴纳军役税时，贵族免税特权的作用还不大明显，但是，军役税以各种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种捐税也纳入军役税，那些在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赋税，如一切公共工程以及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还有自卫队建设等等，所有这些成本都被整合到军役税以及其附加税中，这时，贵族的免税量明显庞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