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东欧电影：从“平庸之恶”到希望之光(2)

罗马尼亚电影《荣誉的勋章》（卡林皮特内策尔导演，2009年）感伤地展示了两代人对罗马尼亚冷战时期的荣誉不同认知：老一代对“荣誉”和美好记忆的缅怀带有历史性伤感，但年轻的一代已然割裂了与过去的联系，移民到美国，有了新的关注点和新的现代性焦虑，对于喋喋不休的旧话语体系、日常关系及亲朋对私人空间的入侵，充满了冷漠和厌烦——内策尔通过这个影片，分别书写了两代人的失落与不同的创伤焦虑。电影《安娜，我的爱》（卡林皮特内策尔，2017年）从“权力意志”的角度刻画了在社会变迁中，女性从“弱者”“被保护者”而成为主动者所带来的变化：当年那个谈哲学与政治、能保护女性、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男性沦为“家庭妇男”“社会无力者”与“边缘人”，成为心理医生医治和拯救的对象。在内策尔的另外一部电影《孩童姿势》（2013年）里，呈现了在母爱或者“母权”的笼罩下，成年儿子无法真正成年，只能以“孩童姿势”而存在的隐喻：
他们向被撞死的受害者家属道歉，还要强迫他们接受这份道歉并“宽恕”与“原谅”，儿子只是坐在车里看着强权母亲为他做的一切，有尚未成年的“弱”之特征。

《安娜，我的爱》剧照
北马其顿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和卢博·斯特法诺夫的《蜂蜜之地》（2019年）讲述了在消费主义时代，为了利益的人类对大自然资源进行大肆掠夺与破坏，他们在呈现现代人焦虑的同时，也对资本与消费主义进行了批判。波兰电影《我是》（多罗塔肯杰尔扎沃斯卡，2005年）也从物质消费、成长认知与终极英雄的角度，刻画了一位“浪荡儿”。影片中的男孩同是枝裕和《无人知晓》（2004年）中的孩子一样，被父亲抛弃，母亲无力独自面对孤独，要在男人中寻找“真爱”，视儿子为寻找真爱路上的累赘。男孩孔德尔要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丛林社会里存活，他丢掉象征血缘之爱的音乐盒，跳进河里向结束生命。但当他从水里拿着音乐盒上岸时，意味他的重生和自我主体性的诞生，此时他的存在超越了伦理上的存在。对于富家女的示爱，他选择了独行至远方，没有附属于女孩的物质与情感，这又是他对感性的一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