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东欧电影：从“平庸之恶”到希望之光(3)

男孩完成了他的两次超越之后，开始从“弱者”向“超人”转化。虽然他是社会普遍认知上的流浪儿或者“弱者”，但他可以自由地成为他想是的那个本质——“我是”，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和超越意识。“弱者”不再是“弱者”，而是具有“超人”气质的人。
平庸之恶
拉杜·裘德的新片《私人视频发酵事件》（2021）从成人私人视频入手，展示了技术时代或数字时代的“平庸之恶”及无孔不入的网络权力，对私人空间的压缩或对个体的压迫。罗马尼亚导演卢奇安·平蒂列的《尼基与弗洛》（2003年）讲述了退休中校尼基在以父爱为名的父权丧失之后，不愿成为资本或娱乐案板上任人宰割的羔羊，进而采用极端行动——用锤子砸死了与自己三观不同的亲家弗洛。与及时行乐、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精于生活之道的弗洛不同，尼基沉湎于传统家庭与父权的世界，认为“一个父亲的职责就是抚养大他的孩子，让他们成为大人，在他们欢乐或痛苦的时候呆在他们身边”。尼基杀人之前的行为符合权力社会的所有道德规范，但是他无法容忍亲家对女儿的爱，或女儿对亲家的亲切凌驾于自己的“父爱之权”之上——这一隐在的“极权”思维最终导致了一切的毁灭。

《私人视频发酵事件》（2021）剧照
克利斯提普优的《无医可靠》（2005年）中，独居老人拉扎瑞斯古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叫来救护车，当晚的大车祸让医院忙碌不堪，从基本检查到拍片到做手术，老人被迫要在几家医院间来回辗转，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病情逐渐恶化，直至静悄悄地没有了生命体征。大夫们以政治正确的“为你好”为说辞，将有轻微症状的老人逐渐推向死亡，一次次些微的貌似合乎人性但却危险的“恶”促使了老人的死亡。普优运用纪录片式的手法记录了“平庸之恶”的隐喻及其影响力。
苦难中人生活环境恶劣，是被社会抛弃的弱者，苦难的经历使他们用暴力向更弱的人施暴，或者对制造出来的敌人施暴。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也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怨恨通过“制造敌人”与“制造内部紧张感”，强化内部的整合。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2000年）里，就有这样一群愤怒的暴民在医院里打砸破坏，塔尔说打砸的动作“代表了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希望，也失去了他们的耐心，所以他们下手毁灭他们身边的东西，他们把整座城市都打破了”。受到尼采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启发，2011年贝拉·塔尔又拍摄了《都灵之马》，准备在堕落与毁灭之后，重建希望之地。他说“尼采之于本片，等同于这匹马和我们自身”。在尼采著作和《罪与罚》里，都论及那匹为人类工作了一辈子的老马，被愚蠢、残忍和缺乏“善”的人类进行无情鞭打和辱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