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乌托邦照进现实，还是福利国家的挽歌？(6)

税收水平调整会影响民众对于UBI的意愿。完全不提及税率时，民众意愿最高。随着税率的提高、民众对于UBI的意愿在下降。
参与了UBI实验可行性调查的Kela前研究员普卡（Ville-Veikko Pulkka）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上述问题在2016年的调查报告中其实都有呈现。但在最终实行时，由于时间的仓促（政府急于让实验在2017年初上马）、预算的不足（2000万欧元已是财务上限、还需Kela补齐剩余部分），报告给出的许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对于之后能否再有延展实验，普卡感到不太乐观，预算是主要的考虑。同时，将于2019年4月举行的下一届芬兰议会选举目前也尚未明朗，选举结果无疑将会影响后续的实验。
而在国际上，更加针锋相对的批评来自于左翼学者和UBI运动者们。哲学家范·帕里斯（Phillippe van Parijs）认为，虽然实验落地是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实验设计中充斥着的功利主义与真正的UBI理念背道而驰。范·帕里斯是UBI理念的奠基人之一，在成名之作《A Real Freedom for All》中，他坚定地认为人们应该有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的自由，而UBI的目的之一是让人能够逐渐实现那样的自由。
转型之殇：福利国家的挽歌
芬兰政府以降低失业率为目标而开展的UBI实验，与左翼学者们“为了人的真正自由”而倡导的UBI，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件事。在西拉莫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分歧正好反映了这场实验的本质：它是在为北欧现有的福利制度寻找修补的可能，而并非是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分配方式。仓促施行的实验背后，正是遭遇了经济危机的北欧福利国家不得不转型的现实。
福利国家需要转型的呼声由来已久，甚至已经成为了左右翼党派的共识。UBI实验在芬兰同时获得了来自左右翼的支持：右翼党派抱怨它制度成本太高，庞大的机构工作人员每年要耗费许多行政成本，“一刀切”的UBI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开支；左翼党派则批评它并没有帮助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补贴的名目繁多常让许多穷人不知道自己可以符合哪项，而申请的复杂冗长在让人望而生畏的同时、还常让受助对象尊严扫地。西拉莫认为，这其实侧面反映了当前福利制度的“左右不讨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