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诞辰250年：音乐“浪漫天才”从未真正走下神坛(3)

贝多芬成名以来的两个世纪中，一直被传记作家和其他写手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在“Aufklaerung”（德国的启蒙运动）期间出生，在革命的 18 世纪80年代成长。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认为他是一位革命音乐家，将他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相联系。1827年去世时，贝多芬已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这也是他在 19 世纪的形象：半神贝多芬，受难基督和超凡圣人的结合。他个性鲁钝、粗暴、易怒，他的音乐从野蛮到超然，他在一个崇拜天才的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了浪漫主义天才的典型。
批判性的重述和重新评价不可避免，像一切艺术，它们反映了时代的脉动。在 20 世纪，浪漫主义神话慢慢褪色，近几十年来有关贝多芬的著作多数出自学术圈，体现了圈子内部的风尚和禁忌。许多最近的书关注与贝多芬有关的意见而非他本人。这批 20 世纪晚期学术著作的诸多理论揭示了不少真相，但似乎并未让他走下神坛——我认为这令他过于远离我们。
我想许多人仍然觉得，从某些方面看，最出色的贝多芬传记仍然是 19 世纪末亚历山大·维洛克·塞耶尔（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的大作。这位美国作家的目标是收集所有关于贝多芬的事实，并尽可能清楚地叙述。“我不依赖理论，也没有偏见，”塞耶尔写道，“我的唯一意见就是真实。” 20 世纪 60 年代，这本书经过艾略特·福布斯（Elliot Forbes）以同样原则进行的增补修订后再版。对我来说，贝多芬的个性在塞耶尔的维多利亚风英语中强烈地凸显出来，我似乎看见他在街上漫步，与友人谈笑，作曲时捶击桌子，切开晚餐的鱼肉。
贝多芬代表了音乐家和作曲家的通常生活
虽不像塞耶尔的作品那样冗长，本书的精神与他契合。在一位艺术家传记的历史中，我们有时需要摒除长年累积的理论和姿态，尽可能清楚、明晰，不带偏见和成见地审视主角。尽管作为传记作者，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意识到的出发点，但这并不影响回到杰出人物本身之真实的价值和必要性。这本书是有关作为人和音乐家，而非被神化的贝多芬的。为此我将所有的后人评论都放到脚注中。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我们回到贝多芬的时代，尽可能直接看到他行走、说话、写作、发怒和作曲。
我们将会发现贝多芬不是个好好先生。他性格中的缺陷，他肮脏的住处，他的多疑病和受迫害妄想，他的厌世，以及他晚年的商业欺诈都会大致按照它们在他生活中的比例占应有的篇幅。同样还有令他痛苦的耳聋和病史，以及失败的情感生活。不过，我依然相信贝多芬不是一个真小人。他渴望成为一个善良、高贵、可敬，并为人类献身的人。他的怪癖、俏皮话、妙语和真知，乃至于他对社会事务的夸夸其谈都往往是迷人而可爱的。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常常被吹捧。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天赋很有自信，但同样不吝于自我批评，对自己的作品毫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