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黑色暴雨冲刷出的真实寓言(3)

图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绑架门口狗》、《杀人回忆》、《汉江怪物》、《寄生虫》、《母亲》、《雪国列车》、《玉子》海报。
在《雪国列车》和《玉子》之后，奉俊昊从跨国电影创作的语境里再一次回到韩国，在这部根植于本土社会深层肌理的《寄生虫》中，“雨”从缺席变回在场，两相对照，这一改变是极富意味的，“雨”在文本内外都构成了一个值得解读的意象。《寄生虫》讲述的是高低差悬殊的两个家庭的故事：在前半段，蜗居在昏暗潮湿的半地下室里的金家抓住了偶然的机会，通过不断的欺骗，潜入了充满阳光的富裕的朴家，仿若置身天堂，而后以一场暴雨为分界，洪水降临人间，尝够了甜头的寄生者们又堕入地狱之中。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关于阶层分化的故事，然而如何将理念与观念转化为影像和形象，如何将意识形态解码为审美表达，从来都是艺术创作中最为核心和困难的部分。面对阶层分化这一并不陌生的普遍议题，如何以影像的“一声棒喝”，最为感性、直接、准确地将议题抛给观众，挑战观众？
属于奉俊昊的重要手段便是天气。用天气构成关于贫富的隐喻，此前的《雪国列车》中已有过类似的尝试：末等车厢中的贫穷者一天只有二十分钟的阳光权，而头等车厢则拥有采光极佳的玻璃。如果说阳光在《雪国列车》中等同于富人买得起的快乐，那么《寄生虫》中的雨就是穷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奉俊昊曾谈到，在创作《寄生虫》的初期，他就想要达到同《天国与地狱》（Low and High，1963）类似的高与低“垂直”的感觉。[1]这种“垂直”的感觉无疑就是贫穷和富裕的差距所带来的悬殊感和绝望感，而奉俊昊在《寄生虫》中为这些感觉找到了绝佳的载体──暴雨。在他的电影序列中，暴雨是一以贯之的隐喻，在不同作品中表征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最重要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暴雨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