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的回忆：索尔·贝娄的一生(5)

伍迪·艾伦说“我不该老去”，贝娄又何尝不曾有过类似的懊丧。他平生遭受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刺激，便是格雷格所记录的1968年10月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发生的事。贝娄当时已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得主，1964年发表的《赫索格》被迅速接受为当代经典，他堪称春风得意。但那天他在大学里做讲座，“讲座结束后，一位听众大声喊叫，阻止我父亲继续说话，说他年老、不合潮流还性无能。”格雷格说：“这次的刺痛经过许多年都未消解。”
他很少把一件事写得详细，总是点到为止。此事的细节是这样的：站起来对贝娄出言不逊的那个人，名叫弗洛伊德·萨拉斯，当时37岁，在旧金山大学教一门创意写作课程，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也已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邪十字架文身》，同时他还是个职业拳击手，1960年代，他成了美国嬉皮青年大军的一员，不用说，揣了一颗渴望冒犯一切权威的心。他当时的原话是这样的：“You’reafuckingsquare.You’refullofshit.You’reanoldman,Bellow.”
安排这次演讲的是该大学英文学院教授马克·哈里斯。几天以后，贝娄在给哈里斯的信中说：“州立大学里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到了我这种年龄，我很难去跟别人对骂，而且，我也不觉得是我自己受了公然的侮辱——这不是我的风格。但这事还是太无礼了。萨拉斯当着一群人的面骂我是老东西，而那群人似乎觉得这样做又精彩又刺激……我离开讲台时，心情很沮丧。”
196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反叛青年把校园变成了他们一逞志向的战场。贝娄并不是唯一被“打倒”的文化精英，可是他必须花时间去消化这一痛苦体验。他把这段经历写入了1970年的小说《塞姆勒先生的行星》，这部小说同他之前和之后的作品都不一样，其严肃性远远超过了贝娄惯于制造的轻松气氛。贝娄不仅提到了犹太大屠杀和1967年的“六日战争”，还借塞姆勒先生之口，说出了对衰老的深深恐惧。格雷格把这部作品看作贝娄“心路历程”的转折点，之前他一直是一个“青年索尔”，一个充满疑问、随时要挑战既有的权威的人，之后他却坚信，世界正在加速堕落下滑，要遏制这种趋势，关键在于“恢复父亲一代的权威”。格雷格说，从这一刻起，他进入了老年，他和儿女一辈的冲突愈演愈烈。
在贝娄的孙辈人眼里，爷爷就是一个脾气很坏的怪老头。然而格雷格说，他知道那个“青年索尔”的样子，只是出于保护父亲隐私的自觉，在贝娄2005年逝世后一直没有公开谈起。可是，他始终忘不了贝娄葬礼上的情景：那天，他和三个太太生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可格雷格觉得“无论男女，出现在父亲葬礼上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索尔的孩子。”这让格雷格意识到，自己一直刻意地对父亲巨大的文学影响力视而不见；他觉得愤怒：“他是我的父亲！难道他们的父亲都那么蹩脚，以至于非要来抢我的父亲？”而当他的两个弟弟纷纷不无做作地表示，自己被父亲的小说深深征服时，格雷格更加感到，只有他能写父亲，他，这个读不进索尔·贝娄的一部部煌煌大作的长子，是最适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