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酪与蛆虫》：微观史里的“宇宙”(3)

小历史的兴起，颠覆了政治和史学方面的等级制度，它所凭借的东西根植于遥远的过去，根植于日常的个人生活，却深深地影响了当下的世界。

《奶酪与蛆虫》从历史学的方法论角度，《奶酪与蛆虫》也是有意义的。金茨堡挖掘了梅诺基奥的微观维度和更大语境之间的关系，并且构建了叙事过程的逻辑很强的步步深入的组织推论。这种方法后来就演化成为了微观史研究领域一个几乎人人皆备的法则，历史学家们习惯以具体的个人或者区域发展的经历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甚至是全球化的联系。但是，“微观史”这个词，其实在落地之时就表明了，它包含了规模缩小的隐患及其在认识扩张上的力有不逮。微观史学作品大量涌现，有时难免形式雷同，此外，就是写作受到的条件限制。比如，阿兰·科尔班的代表作《大地的钟声》，勾勒了以钟声为中心的法国乡村的“声音景观”以及随之显现的教会力量与地方世俗之间的博弈，但他后期的《树荫的温柔》、《青草图书馆》、《沉默史》等作品，似乎只有搜罗材料之功，走上了不断自我重复的路子。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所用的材料来自山东剡城的地方志、地方官吏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并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互鉴见，史料的先天不足只能靠文学化的笔法和想象来填充，这是被人诟病的。最明显的，是王笛写成都的系列作品。王笛早期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很好地体现了微观史研究的长处，但他后来被囿限在“显微镜”所固守的书桌之前，作为研究对象的成都的资料枯竭和反复使用，是王笛的困窘。《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它基本上就是围绕沈宝媛论文进行的有限发散，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主次颠倒，应该是沈宝媛的学士论文再版，王笛作评注及附录才对，也有人略显刻薄地说，《袍哥》就是“注水版”长论文。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是微观史最大的优点。然而，碎片化、受困在小格局或者有限的材料空间里，是微观史学家经常遇到的尴尬境况。金茨堡实际上并没有接受微观史的定位，他更多地认为自己在做的是新文化史方向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茨堡更是有意脱离微观史路径，转向了宏观视域的比较研究（比如《女巫与萨满》），金茨堡还一直保持对彼得·伯克式的“图像证史”的兴趣，他在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金茨堡是一位意识敏锐、胸有宇宙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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