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影响(4)

作为一个乌托邦思想家，马尔库塞构思了“在一个解放的社会中赎回的技术理性，就像柏拉图一样”，想象“一种能够为良好目的服务的改革后的修辞。虽然海德格尔和其他德国民族主义者相信乌托邦，但他们的理想主义是由未来的种族清洗和政治上避开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安全地检查过，”海德格尔压制的乌托邦式冲动是对一个不能代表智力偏差的政权的一种恳求; TFS学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反过来“受到流亡和智力迫害的惨淡现实的影响”，“似乎已经失去了希望，甚至没有想象一个更美好未来的能力”。
早在阿多诺的职业生涯中，当他“与汉斯·科尼利厄斯一起在法兰克福开始他的哲学研究时，他已经完成了科尼利厄斯自己所代表的当时学术哲学的新康德主流之外”。先验认识论是战前德国的主要内容，因为它能够根据法典来操纵道德。阿多诺的无政府主义主题和非常规思维增加了他的学术排斥性。相比之下，作为“来自斯图加特的承办者的儿子，霍克海默也不是学者哲学家，但他确实更接近德国哲学的传统风格，而不是阿多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霍克海默经常研究现有概念的本质，而不是冒险进入革命行动领域。在他的“关于真理的问题”中，霍克海默写下了现实和真理的时间本质，也许是1938年纳粹所支持的宣传和书籍燃烧的反动作品。霍克海默对偏离的偏差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许多人的角度来看，个人认为“认知从来没有超过有限的有效性”，并且“事物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关系都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对真实情况的每一种判断都必须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真理” 。
也许比阿多诺略逊一筹，霍克海默并没有完全贬低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的凄凉。尽管并非外表乐观，霍克海默对阿多诺感知周围世界的负面影响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