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洪水文化如何孕育自由之国？(6)

对于这些困境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案。虽然加尔文派劝导基督徒顺从，但他们的学说却没有提供支持，而把在适度与过度之间划界的责任委托给了世俗当权者。这些地方行政官中不少人都引用加尔文派之前的人文主义的自我克制原则作为指引。后来被认为是典型荷兰人的一系列包罗万象的社交礼仪规则——包括餐饮、着装、两性关系诸方面——正是这个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地区提供的这类指引是他们的独有财产。正如人文主义在社会文献中是一个国际习惯用语，因此也存在一种继承加尔文教或清教风格的劝诫跨越了国界。甚至在新教欧洲以外，在力图寻找对共同体安全最有利做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对于物质主义在道德上暧昧不明的问题。但是，无论在16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或18世纪的伦敦，资本主义力图使自身显得更有道德这种矛盾的张力都是相同的，然后其社会形式和从中派生出来的词汇却是每个社会各具特色。
最好把它概括为一种虔诚的爱国主义，按照定义它既是普遍的，也是具有地域色彩的现象。
将物质主义道德化的努力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文化痴迷。重新出现的诱惑剧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看到波提乏的妻子和饥肠辘辘的以扫再次出现在17世纪的文字和图像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对于这一痛苦做出最渊博而富有诗意探索的，既不是加尔文派教徒，也不是荷兰人，而是歌德的《浮士德》（Faust）。不过，浮士德在临终谈话中道出了救赎的愿景，那正是重复了荷兰式自由的道德地理。他想起了一个伟大的垦殖计划，从腐败的泥沼和泛滥的洪水中拯救灵魂和土地。如此，人们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不是在诱惑性的闲适中，而是在不断发生的危难与折磨中，他们的自由可以受到再次确认。
自由与命运
只垂青每天努力的人

（《尼德兰地图》，仿约翰·杜蒂许姆1598年作品，原作藏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正当浮士德对新土地的赞美成功地“为汹涌的大海筑起边防”，梅菲斯托费勒斯扮演起残暴对手的角色：溶解的预言者。对于浮士德迟来的利他主义，梅菲斯特与“老水鬼”尼普顿联手，冲破了他设置的屏障，让他的肉身不可还原地溶解了。不过，当梅菲斯特作为致命的洪水王子取得胜利的时候，浮士德的灵魂在对最纯洁的社会美德的至高热忱之中得到了肯定：最高贵的溺亡。他赞颂的新土地消除了污染，抵御住了灾难。这是在欢乐的韵文中呈现出来的荷兰景观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