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洪水文化如何孕育自由之国？(4)

（荷兰哈勒姆的圩田）
虽然没有达到这一终极目标，但是将荷兰社会描述为具有大洪水气质并不为过，就像考古学家也许会用同类词汇来描述古代尼罗河流域或恒河流域的文化一样。荷兰人在17世纪的敌人很快就将这种半水生的生存状态和两栖动物的下作特质——青蛙而非狮子——连在一起，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手下的宣传鼓动者们就是这么揶揄的。作为宣传者的一员，欧文·费尔萨姆（Owen Felltham）曾把共和国描绘成“宇宙的泥潭”，“世界的屁股”，“腌菜缸里的绿奶酪”，不过他是个带有批评眼光的崇拜者，还是承认了共和国战胜洪水的英雄业绩。他在1649年写道：“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神，因为他们为海洋设定了界线，让海水按照他们的规划来来去去。”自相矛盾的是，荷兰人并没有把这个具有神一般能力的比喻当成恭维，认为这未免过于狂妄自大。
他们太清楚他们的安危和繁荣取决于上帝慷慨的恩惠和仁慈。反过来，也就要遵从祂的戒条。也许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基督教的大洪水文化之中，即洪水的运行可以对他们的安全与自由做出仲裁。洪峰是带来祝福还是诅咒，胜利还是惩罚，朋友还是敌人，预兆还是毁灭，从中他们可以得知是否能够继续得到万能上帝的庇护。抗击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就是明证，对此从来无人怀疑，至少加尔文派编年史作者、传教士和历史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1668年献给德·维特的、赞颂第二次英荷战争胜利成果的凯旋文集《尼德兰颂》（’t Verheerlijckt Nederland）收录的雅各布斯·利迪乌斯的作品中，他表露的感情既像在敲警钟又像自鸣得意：“当人们问道，显得如此弱小的尼德兰人如何能在陆地上战胜敌人，在海上摧毁敌人，如此多次地在千钧一发之际夺得胜利…
…我们只能说，只有通过上帝与其尘世的儿女（Nederkinderen，低地的儿女）之间永远的契约这些伟业才能完成。”同样，在1573年，沉默者威廉也提到与那王中之王结成的“een vast verbont”——不可动摇的联盟——自然会取代任何对仅仅是一国之君的西班牙国王的尘世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