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洪水文化如何孕育自由之国？(3)

（《1421年“圣伊丽莎白日”大洪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相反，荷兰社会最高尚的品德、最强的凝聚力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时刻，就是在其面临最大险境的时刻。维林格写到这一点的时候使用了富有感召力的社群主义语言。“必须动用我们共同的资源、共同的力量抵御外敌，因为如果你退让一小步，大海就会吞噬一切。”在描绘这样一个非常时刻的时候，他描绘出了一直是荷兰市民官方理想的公民利他主义和共同目标的图画：
我看到了大地面临的危险……堤坝上的间隙被撕开，大部分堤坝塌陷，形成了一个深深的缺口，危险万分。清晨，我派鼓手召唤所有人上工。那些没有手推车的妇女就用围裙搬运泥土；另外一些人则用肩膀扛起装满泥土的麻袋，还有人在扎木条……我得以召集一大群人，我们终于成功地堵住了缺口……没有见过老海神的狂怒和丑陋的人在丧失土地的时候不应该抱怨。
此外，处于险境中的优秀社群与安逸的宫廷恰恰相反。没有贵族讲排场的空间。那些将地位置于责任之上的人没有资格获益。维林格对于“穿着拖鞋和无袖外衣、披着精致的毛皮披风、在堤坝上一无所用的人”充满蔑视，“他们（那些抗洪的人）从孩提时代就必须习惯于艰苦劳作；他们是那些足蹬打了油的皮靴的男人，是那些能在严酷的天气中立的男人。他们必须能够在狂风暴雨冰雹之中巍然立”。与历经雨打风吹的共和国英雄形成对照的是这样的人：“一个从海牙来的阁下，如此热爱胡椒蛋糕，须臾不能离开，他把雌孔雀下的蛋放在衣兜里，以为能孵出个小孔雀来。”
在这个“水文地理”文化中，维林格和莱赫瓦特是互补的。一个是抵御灾难的能工巧匠、恶劣天气中虔诚的船长和导师；另一个是带来丰饶的工程师，将高尚道德和聪明才智相结合，能从淤泥和海水中造就繁荣。莱赫瓦特，人们给他起了个流行的昵称“扬·风”（Jan Wind），渴望看到在最雄心勃勃的垦殖计划中至臻至美地完成荷兰史诗——哈勒姆梅尔排水工程。如今已经是供喷气客机起降的史基浦机场的地方，当年是5米深，方圆18, 000公顷的巨大内海。莱赫瓦特的计划在规模上有着古埃及人的气魄，投入数百座风车，召集数千名劳动力，动用三百五十万荷兰盾的投资。尽管安东尼·德·霍赫（Antonie de Hooch）聚拢了第一批财团，不过，连荷兰贵族中最有冲劲的企业家都在如此高风险的投资需求面前却步。只有等到19世纪蒸汽时代到来，哈勒姆梅尔才有了莱赫瓦特憧憬中兴旺的农场和肥硕的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