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洪水文化如何孕育自由之国？

洪水文化如何孕育出荷兰人的自由秉性？战胜洪水就如同战胜西班牙的暴君。
古典人文主义美德用“疏导”来教化和驯服肆虐的洪水。船长和工程师的结合，从淤泥和海水中造就了繁荣。治水带来的丰饶又引发了被物欲横流淹没的恐惧。加尔文教义的劝诫和人文主义自我克制的原则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爱国主义。洪水文化亦能结出自由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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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文化如何孕育自由之国？
无论对与错，抗击海洋“暴君”和抗击西班牙“暴君”这两场保卫战之所以遥相呼应，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人们心中，这两场战争的相互关联是有原因的。沉默者威廉任命荷兰省和西弗里斯兰的巡堤官表明，他接受了即使不是法理上的（de jure）也是事实上的（de facto）权力，尽管他心不甘情不愿。维林格在《堤防论》（Tractaet van Diekgie）中描述说，与水患的抗争和反抗西班牙的战争是可以互换的：“你这个俄刻阿诺斯的敌人，不眠不休，无日无夜，如同一只咆哮的雄狮突然降临，企图吞噬整片土地。保住你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虽然维林格在1579年辞世，正值在联合省形成时期，但至少有一点，即对于将抗洪方式联合起来之必要性与“布拉班特、荷兰、泽兰、佛兰德斯、埃诺和阿图瓦联合起来抗击敌人要远远好过单打独斗”，他进行了明确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