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5)

老曾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说，你说得也对，那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吧。有忧愁你不找主找谁呢？主马上告诉你你是个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也没有，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后来被县长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庙里，每天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教徒。他心中的教义无处诉说，每天晚上用意大利文写信，写给远在米兰的他妹妹的孙子。正因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说出来了，所以他对教义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些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漂洋过海回到米兰，进入一个八岁孩子的世界。八岁孩子觉得老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的信徒有几千万，他的教堂一定像米兰大教堂一样雄伟。老詹去世了，那些杀猪的、磨豆腐的、剃头的去给他办丧事，发现一张图纸，就像米兰大教堂一样宏伟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图纸。这时候，图纸活了，塔顶上的大钟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老詹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传教没传给别人，但传给了他自己。什么地方最适合传教，在不信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没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顶一万句》出法文版的时候，我去法国一个书店交流。一个法国女士站起来说，你知道我们老詹他妹妹的孙子现在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他在书里就是一个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说，他现在就是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听了之后我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责，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写好——哲学和文学的量子纠缠在我这里出现了。如果我当时能知道有这样的人物结构、知道八岁小孩未来成为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视野和格局，《一句顶一万句》又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对的——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当你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写好，但是你回头看也会有很多遗憾。当然缺点并不是坏事，失败也不是坏事，它是写下一部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