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6)

▌不是死了三百万人,
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
最后，我想谈谈幽默。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幽默，那是他们没到我们村去——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幽默分很多层面：首先，是语言的幽默，但我的作品里没有一句话是幽默的，而是后面的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幽默。当然，最好的幽默是结构背后道理的幽默。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了河南那么大的灾难，但能够看到这个小说里的幽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生活背后的道理就很幽默。1942年因为旱灾和国民政府赈济不力等原因，河南死了三百万人。
我认为，用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其实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重复死了三百万次。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事实，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是一个思考。因为这三百万人的死法、原因、动因，包括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能让一个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复三百万次，而且是死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三百万次的重复死亡？
在写小说之前我回了老家，想问问1942年的幸存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说，姥姥我们聊聊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饿死人那一年。饿死人的年份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残酷更触动我。人对恐惧的恐惧是一种恐惧，对恐惧的遗忘是另一种恐惧。

行，我说为了遗忘我就试试吧。接着我就把从1940年到1945年的世界范围内的文献都看了，包括《泰晤士报》《民国日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文件等等。看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和小”之间的哲学问题：对一个区域来讲，三百万人很重要，特别对我们河南人而言。
但是1942年发生了很多事：斯大林格勒战役、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等等，从《纽约时报》一直到《泰晤士报》，所有世界的新闻都集中在了斯大林格勒，集中在了宋庆龄访美，集中在了甘地绝食。有报道说丘吉尔感冒，却没有一个小豆腐块在说河南，那就证明河南死了三百万人，在世界的格局中是不重要的，对蒋委员长也是不重要的，他需要处理的是跟美国、英国、苏联之间的关系，包括进入胶着状态的中日战争——那些事情稍微处理不好，中国就会向别的方向偏离。但在内地死了三百万人，不会影响世界的格局。我突然发现他们不是因为旱灾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