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当代电影该怎样“感动”观众(5)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
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从一部有历史跨度的影片中出现P38手枪起，我们就该猜到又要鞭谁的尸了。浮士德的寓言贯穿全片，德国人敢于揭开自己伤疤的态度，让他们并没有侮辱伟大的歌德。
责编 | 张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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