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15)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必须批判和检省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否是绝对意义上的一体两面？现代主义的多重面庞是否仍可能成为我们的旗帜和资源？在这些范式之外，我们如何获取并创造新的资源？正是对20世纪历史债务与遗产的思考，令我意识到，整个20世纪的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都在某种意义上坐落在现代性规划和现代主义逻辑内部。尤其是就各种社会反抗运动而言：诸如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诸如民权、女权、青春反叛，其核心诉求与口号，似乎可以化约为一句话：I want to be human/我欲为人。此处的human或人，无外乎昔日的欧洲白男人，说到底，我们要争取的权利无外乎是对昔日 “白男人”的特权的享有。

纪录片《她在愤怒时最美》剧照。
在历史的视域中，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步伐和历程。但即使搁置这一议题内的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现代主义的承诺与谎言，类似的行动、诉求与愿景的共同前提，仍是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是现代主义规划的有效性，是发展主义依然成立。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是，整个现代主义逻辑本身的危机已经在全球显露，能源、环境、气候危机步步升级。如果说我们终于遭遇到了发展的“天花板”，那么，这也无疑是现代性规划的“透明穹顶”。这是现代主义的窘境，甚至是绝境。然而，现代主义批判同时要求别样的资源，别样的世界规划与价值。我们将由何处去获取，创造与实践的可能性又会走向何方？
新京报：今年是新冠肺炎暴发的第二年（注：采访时间为2021年10月）。伴随新冠疫情的暴发与全球传播，很多西方的左翼学者也作出了不少反思性的对话。身处其中，你如何理解或体认疫情所带来的断裂式改变？
戴锦华：一场瘟疫的蔓延，无疑是文明史上没有先例的灾难。但它并非绝对的意外。可以说，它早已被预警，早已是种种敌托邦书写中的“常规项”。只是它比人们预想得更早到来了。但仍然令人震惊的是，疫情的暴发，瞬间中断了世界逻辑与想象中不可能被中断、甚至不可能放缓的一切。而在这个过程中，它所暴露在我们眼前、身边的问题，几乎是令人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