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13)

例如，我可以知道，当我们说在非洲思考、在亚洲思考、在拉丁美洲思考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在这样一个曾经是以欧洲为中心，此后是北美君临的世界格局当中，每个区域处于什么样的相对位置，其困境与可能何以形成。同时，在具体的问题上，比如某一波电影新浪潮的发生，某一个非西方导演的成名，我会有迹可循地去发现其与文本脉络相关的社会事实与国际互动逻辑。
当我重新恢复了频繁的国际学术旅行时，我也真切地感觉到，在世界各地，类似的生命经验不仅受到同行的重视，也多少享有人们的羡慕。因为我不仅经由学理，而且经由经验和视野，获取了对世界不同的理解和表述。
开始时我们提到的危机和应对，我说过，对我来说，这始终不是单纯的或有意识的学术转型。这也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对生命、社会与知识的诚实与坚持。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了一些困惑，比如批判的意义和可能性。到了今天，当时那些未能解答的困惑有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答？或者说，在这几年，你是否产生了一些新的追问？
戴锦华：不能说得到了解答。当年的所有困惑，逐渐沉淀形成了一些问题系。我明确提出了这些问题，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同时明确的是，多数问题大约无法以一己之力获取答案，也可以说真正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也许不是个人、思想或学术，而是历史。
另外一边，近年来全球的变迁，已经改变了形成这些问题的前提，或者说社会的基本生态已开始有别于我设定问题之时。这些改变使得我必须重新修订我的问题系、我的参数，甚至我必须要重新提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