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12)

这是我的失败，也是我的获知与获得。
为此，产生了我的学术成果：“萨帕塔运动”研究。我是编纂与翻译，也是学习与理解。我们抵达恰帕斯，重返恰帕斯，与当地的行动者、学者、原住民共处、访谈、请教。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了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研究。

《蒙面骑士》，戴锦华/刘建芝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新京报：在方法论层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启，还有你曾经提到的政治经济学转型。你现在依旧认为那是一个失败的转型吗？
戴锦华：所谓政治经济学转型，与其说是失败，不是说是放弃。放弃的原因不是跨学科，也不是学术的难度，而是我发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和我的构想间存在着落差。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建构性的功能性学科，服务于社会的主体结构。因此，相对于人文学科，似乎是后者包含了更大的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空间。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给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维度和助力，但我的选择是借助社会科学，在他们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
这三条路径，或者说三个面向的追寻，相对其最初的预期，都可谓落空或失败了。但当我再度开启自己在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工作时，这一歧路或弯路显现出始料未及的意义。

戴锦华。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如同昔日的女性主义一样成为我内在的视野或者说是观照角度。更重要的是——我的确满怀感激和自豪，当我再次投入中国视野，再次投入电影研究与文化研究之时，我可以笃定地说，我拥有了世界性视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将我们的视野拓展向世界，但彼时我们所谓的世界视野始终是欧美视野，进而是欧美视野加（与）中国视野。当我以自己的双脚走过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抵达如此多基层与现场之后，我相信自己对于世界的整体与真实状况、对于现代世界的理解，对当代中国，对理解和进入西方思想史、如何放置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相互位置，有了自己的真切的、知识与经验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