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14)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我始终坚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召唤新的历史主体？这涉及两个层面。我以为所谓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终围绕于此，也受困于此。当working class（工人阶级）被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改变与解体之后，我们如何去想象和命名历史的主体，如何直面并处理阶级论自身所造成、所携带的20世纪历史债务，这是一个真问题。当然，人们做过许多努力，比如multitude、Saltern（编者注：庶民），多数，99%……人们尝试找到一个集合型的对多数的表达，一种包容差异性于其间的命名方式。但类似命名真的可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体性进程吗？
近年来我也经常使用“弃民”这个词。因为，在为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所改变的世界格局内，被急剧强化的，不仅是贫富分化。在富人与穷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这场新技术革命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构造为结构性的剩余。我一直在追问的是，我们要如何去描述、去称谓、去召唤这个世界上被剥夺的大多数？同时，这个大多数有没有集聚的可能、有没有互认与认同的可能？他们能否拥有或代表未来？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时代，搁置弃民议题，结构内的人深陷在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之中。问题是，网络生存的状态在什么意义上终结了人们相遇和集结的可能性？而相对于每一个个人，所谓的虚拟性，即：当我们每一个人不止拥有一个ID，当我们的网络身份和我们的现实身份之间的分离不再成为好奇与追问的对象和议题，当我们在网上的诸多ID不再试图保持和追求内在的同一性的时候，曾经支撑现代主义的个人与主体事实上已然碎裂了。那么，作为主体的意义何在？主体是否可能、是否必要？这正是已然改变的社会、文化、心理前提之一。
对此，我的保留和怀疑是，类似问题的提出和描述是否已然陷入了一个以发达地区的中产阶级生存为模板的世界幻觉——这个世界上究竟存在着多少不曾被这一轮的技术革命所覆盖的人群？他们与今日世界、历史与未来究竟是否连接、怎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