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11)

新京报：第三世界的调查是否也与此有关？
戴锦华：对。可以说类似认知成了我参与第三世界调查的动力。也可以说第三世界调查中的见闻构成了这类认知形成的经验性力量。当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力去回应“大失败”的时候，第三世界的行动者已率先回应。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萨帕塔运动”（Zapatistas movement）。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日，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2000多个原住民拿着极少量的武器、更多的木头枪、镰刀和斧头出现在州首府街头。他们呼喊着“受够了就是受够了”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得意洋洋的冷战胜利者宣告：一切还没完！
深入第三世界腹地、与反抗者和行动者同在的这些岁月对我的一生弥足珍贵。但就思想和学术的预期而言，我所谓的失败也发生于此。因为整体预期中最重要的，一是在遭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那里找到新的行动的可能性，二是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在未被欧美思想、理论玷污的第三世界获取别样的知识、思想与资源。类似的诉求在我们持续地、不断深入地对亚非拉诸国的乡村、腹地、运动现场的考察中，我的天真的预期遭遇了最大的失败。
我常提到的例子是：在古巴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也是切·格瓦拉的故居，在他的书房的书架上，我看到一部他反复阅读、边角都卷起了的书籍是法文版的《阿尔都塞文集》。我曾经以为我昔日的理论脉络，是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法国理论，而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则发生在它的平行线路之上？我自己不觉苦笑的是，我早已经知道阿尔都塞的学生、今天法国的有机知识分子德布雷是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成员，但我仍天真地构想游击中心论/切·格瓦拉主义是那一格局之外的“洁净”的存在。

《论再生产》，[法]路易·阿尔都塞著，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
但比类似自我嘲弄更为深刻的感受是，殖民统治绝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统治，也是文化的摧毁，曾经差异性的地方知识与文化被暴力毁灭，令第三世界经历着精神上的赤贫与效颦。序号第三原本接续着序号第一、第二而排列。资本主义的全球版图不断地消灭着外部与异类。所谓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正因此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