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10)

《1968：撞击世界之年》，[美]马克·科兰斯基著，洪兵译，浦睿文化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4月。
这一失败与收获，为我开启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工作场域。也许有夸张之嫌吧，我把它称为“反转世界地图”。之所以这么叫，并非为了制造大词或大叙述，而是出自一次经验性的时刻：我第一次美国旅行，第一次看到美版的世界地图时，一时间竟辨认不出——因为我习惯了将中国置于中心位置的世界地图格式。看到这幅美版地图时，我瞬间意识到我曾不假思索地沿用的冷战的东方和西方——是以美国为中心形成的方位表述，明白了东欧为什么在冷战的历史当中位置特殊。当他们把美国放在地图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美国视角下的东西方格局以及文化政治上的“大陆桥”（我的称谓）。这对我形成了某种寓言时刻和启示，我第一次真切地思考，何谓 “在中国（在第三世界）发现历史”的方法与意义。
所谓反转世界地图，意指我们对无处不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和反思、反转，意味着重新确定自己的主体位置和观察角度，相应地，我们看到与形绘的世界历史会展现出不同的样貌，我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对20世纪历史的理解和阐释角度。
我自己的60年代研究，也包含了大量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的阅读。收获之一是对冷战终结（用左派的说法叫“大失败”）的历史偶然性的体认。美国或者说西方阵营内最为乐观的想象，也没有构想出冷战对峙会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形态发生。我同时观察到，冷战终结（“大失败”）发生之际，真诚的左翼学者大都保持了相当时间的沉默或曰经历着失语，大家不知道如何回应。尽管全球左翼力量早已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方式批判或拒绝了苏联模式。

《民族的重建》，[美]蒂莫西·斯奈德著，潘梦琦译，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当左翼学者与批判理论在沉默和失语之后，做出回应之时，我也相当集中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和工作成果。如果不惮自夸之嫌地说，阅读经验告诉我，尽管他们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大失败做出回应，但事实上我们的业余思考阻断在相近的隘口处。用我自己的表达是：不论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阻断在20世纪的历史债务面前，面对20世纪，面对并非必然的大失败，我们欲勾勒新的未来愿景，与构想新的理论和行动方案，都意味着必须再次认识并启动20世纪的历史遗产。而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势必是历史债务的承袭人和清算者。但无论是债务的清理还是遗产的认知与启动，显然都未及开始，遑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