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8)

《乌托邦年代：1968-1969，纽约-巴黎-布拉格-纽约》，[法]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著，胡纾译，读库 | 新星出版社，2018年4月。
第三条线索重要而偶然。我和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朋友共同开启了“广大第三世界”的访问考察和中国乡村调查，也参与这两个场域相关的社会行动。我几乎出席了每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和包括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乔姆斯基等在内的左翼思想者的共同行动和讨论。这段时间中，我参与了全球千名妇女征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作为中国协调人参与了一个中国基层妇女的网络的建立，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保持联系，仍在试图运行这一共享、互助的网络。
与此相关的是新乡村建设运动。从运动开始构想和讨论到正式开启，我始终是参与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志愿者，尽管我也参加组织工作，但我始终未能获得一种笃信或把握感，我仍然未能确认“我要什么”的问题。或者说我未能获得一个令自己确信的答案——20世纪的历史债务对我说来，依旧沉重而巨大。当然，我相信这是一次重要的社会试验，是众多年轻人的宝贵的另类选择。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愿意充当“工具人”。
直到最近，梳理世界电影现象时，我才发现自己确乎漏掉了这十年间登临影坛的一代导演，或者那十年我没有付出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追踪影坛的最新的动向，我当然会看电影、读小说——那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我的时间和热度则投注在上述三方面。

戴锦华在FIRST青年电影展。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 ：我记得在你和吴琦的访谈文章《我们丧失了对当下世界的把握感（上/下） | 戴锦华专访》中，你将自己这十年的尝试归结为失败。为什么这么说？
戴锦华：就每一条线索的原初诉求来说，可以叫失败。但收获和意义却是在日后的岁月中逐渐显影的。在后革命与历史思考的层面上，收获是我不曾预期的。当我尝试以感受的方式重新叩访历史之时，我第一次获知或曰体认到了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后，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民众和反抗力量经历的低迷、失望与愤怒。和我想象中的胜利之后不同，可以体认到的是激变之后的创伤，社会的凝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