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6)

所以，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思想危机，实际上也使得之前获取的左翼理论资源被激活，在这以后，我更自觉地追索新左派和批判理论在欧美的历史线索，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资源。
当时，我一度以为我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世纪之交，思想与精神的危机再一次强烈地显影出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变化的急遽，最为直接的是急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社会的合法化；也因为这样一个现实结构，令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合法化的过程）经由文化生产而获得凸显。对我来说，我必须给出直接的应对。也是在应对这一变化的过程之中，我开始形成了对于此前拥抱和笃信的西方思想资源的怀疑。当然，类似思想资源的批判力足够强大。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仅有批判是不够的。
更进一步的怀疑是，当整个世界开始在后冷战格局当中发生如此大的激变时，批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在被削弱？大概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断地感觉到很多我们以为可能的工作形态、可能的思想资源、可能的工作方式，事实上是冷战结构内部形构而成的。随着冷战结构的消失，曾经实存的社会空间被不断压缩与封闭，即使那个时候我对此还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但某种内在的怀疑已然浮现。

电影《江湖儿女》剧照。
这双重的疑虑，让我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以及工作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前一次危机显露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多少陷于悲情，而世纪之交，我则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与自我追问——我在做什么？我做的这些东西有意义吗？我还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不可能了的话，我未来的生活方式将是什么？
彼时，我认真地考虑过放弃学院和学者的身份，去成为各种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加入到建构的过程当中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与乐黛云老师交流了我的焦虑。乐老师说，我支持你做的任何选择。依照世俗逻辑，乐老师此前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将我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调进北大，而且给我那么多的倾斜和支持，此刻她的支持，在多重意义上何其珍贵。然而，当我真正考虑自己或许应该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建构者，而不只是批判者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我知道我不要什么，但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能够完整有效地去形构、想象我渴望的世界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