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5)

最早一次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商业化带来的，一方面是大规模的体制转轨，另一方面是社会整体价值体系的崩解、颠覆与混乱。我当时非常真切的感觉就是身边的一切都快速流逝，我置身于流沙之上，无以立足。所以我就必须要去重新定位个人的生活、价值体系和学术工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确立自己的文化研究、领域、范畴以及工作方法。

电影《钢的琴》剧照。
当然坦率地说，这也关乎我的学术位置。那时候，我在电影研究中的位置已经初步建立了。可是突然间我无法回避的是，自己此前所形成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有效阐释当时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会合的事实。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困顿或是危机。
当时我对此的回应是我接受了乐黛云老师持续了三年的邀请，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来到北京大学，同步朴素地开启了我尚不自觉的文化研究的工作。其实最早我只是直觉地想把自己的电影研究坐落在一个更大的参数和更宽的场域中去，我开始关注与研究文化市场，关注文化的生产过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领域名曰culture studies（文化研究）。我总说一个故事，我第一次到北美访问，被那里的学者介绍为中国的scholar of culture studies。我只能悄悄地问朋友：What do you mean by culture studies？我做的明明是film studies（电影研究）。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我此生确实没有追赶过任何学术潮流，的确就只是直觉的选择或不经意的遭遇，我因此幸运地开启了新领域的研究。
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自觉地开启和推进文化研究领域的工作，当然是仿效西方，例如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脉络，建立课程，组织研究团队，写作相关学术文章。这大约就是我第一次的学术转型。
新京报：面对那样一个激变的社会境况，除了学术上的回应，思想层面有发生变化吗？
戴锦华：和那次转型同时发生的就是所谓的“向左转”。但类似描述并不真切或准确。在上世纪80年代，我高度分享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共识，也积极行动，参与推进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共识之下的文化政治实践。但或许是出于幸运或者偶然，我进入了电影研究，而在欧美的历史与学科史中，电影研究被建构为一个基于评判理论、或曰带有左翼色彩的前沿学科。因此，当我将其作为单纯的理论去学习和接受的时候，我事实上就获得了左翼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