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3)

也是在这样的任性与拒绝之中，戴锦华曾主动从学术生产的流水线上消失了十年。世纪之交，社会的急遽变化让她人生中头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与工作方式产生了怀疑。对此，她的回应是投身于后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投身于大量有关全球60年代的研究著作的阅读中，并在偶然中与一批人文社科的朋友共同开启了“广大第三世界”的访问考察和中国乡村调查。回头来看，戴锦华坦言自己确实因此漏掉了这十年间登临影坛的一代导演，但这十年也为她开启了新的思维方式，开拓了新的工作场域。
回来后，戴锦华频繁出现在大众文化的战场。无论是媒体采访、公开演讲，还是文化活动，戴锦华始终保持着对于社会与文化动态的高度关注。她研究流行文化，虽然很多时候是本着敬业的精神，但她真切地希望从中理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体会这一代人的爱与怕。她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那些无解的问题，分享20世纪的逻辑，青春的逻辑，革命的逻辑，虽然很多时候她收到的反馈是“老师，你别……”的提醒，和一种被她称之为无法化约的“代沟”。
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全球经历的新一轮变迁，让戴锦华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修订此前逐渐沉淀形成的问题系。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曾变过的问题，譬如“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她认为，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终围绕于此，也受困于此。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2021年10月，我们和戴锦华做了两次访谈，聊了将近六个小时。第一次访谈，我们从她的学思历程聊起，聊到她生命中的困惑，聊到她对于当下现实的诸多追问，贯穿其中的，仍是许多无解却重要的问题。譬如，当我们提及她如何理解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断裂，她坦言：“我们需要坦荡地承认，我们此前既有的知识和思考近乎完全失效，我们对于这个被疫情所改变的世界和疫情之后（如果有）的世界，很可能一无所知。”
我们也聊到女性主义的过去与未来，聊到我们各自与女性主义的连接。“事实上，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我毕生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听到戴锦华在我面前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我有点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