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4)

第二次访谈很短，我问她：“你对这个世界的原点式相信是什么？”
她沉默了一阵子，忽然看向我说：“很早以前，我和一些朋友有过一次比较动感情的讨论，聊到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具神圣感的所在？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现在依然如此，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电影《都灵之马》剧照。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戴锦华教授的专访。

新京报：在过往的采访与文章中，你曾提及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困惑总会造成某种学术或思想的转型，而这些困惑又往往跟中国社会的转折有关。我们不如先从这几次困惑及转型开始说起吧。从今天回望过去40年的学思历程，你如何定位这几次转型？
戴锦华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有一点迟疑，原因可能在于“学术转型”这个词。直到今天，我这一生从开始时的不自觉，到后来的高度自觉状态，我的学术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我的社会生存与我的社会关注紧密相关。这种相关度以及我用个人生命去面对与体验它的真诚度，对我来说是首位的，而学术评价系统反而要次要得多，我甚至不能或者说不想勉强自己去调整这种状态。所以你也可以说，我的学术不是为了学术生产而生产，而是我不处理它，我会不安，甚至夸张一点来说，我不处理它就难以让自己的生活继续推进。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经历的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转型，而是和社会激变同时出现的一种个人思想和生命的困顿，以及我对这种困顿的回应和突围。每一次的社会激变，我首先要回答的就是我要如何自处的问题。我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同时也要回应在社会重组过程当中，我自己曾经归属的社群的变化。说得朴素一点，每一次激变，最让我痛的是失去朋友——变化之巨，会在突然之间，令大家曾经的共识不仅不再共享，甚至彼此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