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7)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行动者，我相信我的动员力。但动员同时意味着责任。当我动员了人们，某种意义上，我必然承担起责任。问题是，我无法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一基本问题。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的动员力仍谨慎，我不想成为一个动员者。所以，每一堂课，甚至每一个公共演讲，我都会非常刻意地让自己不要进入到一个动员者的状态中。
当时这个层面的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我真切地陷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

新京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几乎从学术场域中“消失”了。
戴锦华：是的。确切地说，我从学术生产的流水线上消失了。对身陷的焦灼状态，我的回应是三条思想或行动线索。这三条线索贯穿了我此后生命的10年。其一，我尝试重新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历史，延伸了对所谓短暂的20世纪或者漫长的20世纪的考察和关注。我可谓认真地重新研究了自法国大革命后的低迷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勃兴这一历史段落。
新京报：为什么是这个阶段？
戴锦华：因为我想具体观察后革命时代。毋需赘言，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是绵延100年的革命历史。
另一个线索或曰工作重点是20世纪60年代——全球60年代研究。我当时采取的工作方式极不规范：在全球的旧书网站搜寻各种各样的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访谈录，这段时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够多，但是我想从亲历者的角度，获得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个人讲述，我想从中去获得一种叩访和与那段历史再度相遇的切口，或者说是尝试链接那段历史与自己现实困惑和焦虑。与此相关的是，我尽可能全面地扫描和阅读世界前沿学者对后冷战世界的思想回应。除了在我自己学术生涯的早期，我大概再没有过如此密集地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