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9)

最始料不及的收获，是对那些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读物，尤其是其中西方文论著作的再认识。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艾克曼的《歌德谈艺录》，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我们年轻时耳熟能详并且反复诵读的，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和历史之间的关联。当我重新进入这段历史时，才第一次意识到它们事实上充当了法国大革命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过程当中的某一种过渡或曰中间物。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预备期。这一发现，第一次令我真切地理解为什么20世纪的革命者经常经由文学走向革命。对我而言，这谈不上是对历史的发现，却是重要的历史体认。由此，历史对我展示出隐现中的线索。

《艺术哲学》，[法]伊波利特·丹纳著，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对我来说，这构成了鼓舞和安慰（也许有阿Q之嫌？）。当我们茫然、感到无力和有限时，我们深知历史不取决于个人的愿望与意志，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坚持做自己能做并且渴望做的事情。至于这些工作在历史中的意义，只有历史才能回答。这给了我一种支撑，让我可以继续我感到疑虑的学术与思想工作。
而全球60年代研究，是我最大的收获与失败。收获在于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此前的60年代研究，关注的只是对欧美故事的复制：我自己居然也是以1968年的巴黎，或者以美国格林威治村为重心来讨论60年代，或将其简单定义为反文化运动。而全球60年代的发生是由第三世界的启动，以第三世界为主舞台的。巴黎1968，只是其结果，甚至是一个尾声，是一场终场演出。我称其为失败，是相对于我最初的天真构想和诉求：我以为在第三世界崛起的60年代，我可以在欧美之外发现别样的现实，获取不同的思想资源。这次的收获令我意识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60年代，在另一个视点中，也可以指认为现代性扩张的历史时段，一个狭义的全球化进程大幅推进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