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背后的历史(5)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无力抗争
公平地说，这个时期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确实也没有对奥地利右翼的这些活动完全视而不见，他们也试图把奥地利的官僚、医生、律师等组织成工会，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仍然主要是文化层面的，并采取自上而下的俯视态度。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试图争取奥地利知识分子。早在一战之前，奥地利社民党就和奥地利知识界过从甚密。大家都知道，这个时期也是世界哲学史上著名的实证主义派别维也纳学派活跃的时期。这个学派提倡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科学世界观”，自然与宗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右翼自然水火不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试图与维也纳小组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奥地利右翼。例如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之一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就参与了经济“社会化”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诺伊拉特也是奥地利进步知识界和奥地利社民党互动的中心人物，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维也纳小组的卡尔纳普（Carnap）等人及其理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除此之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试图使用熊彼特与凯恩斯的理论反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理论。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时期和奥地利社民党走得最近的是弗洛伊德一系的精神分析学说——双方的联系也是从一战之前就开始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的作者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时期受到左翼影响的比较著名的奥地利知识分子还有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
当然，奥地利国内的进步力量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消极退让态度并不满意。1933年3月，也就是在多尔弗斯政府转向法西斯的时刻，一批奥地利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发表了他们对奥地利纺织工业城镇马林塔尔（Marienthal）的研究。这些学者不仅批判了奥地利右翼，也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被动与消极无为提出了批评，同时还不断呼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行他们拟议中的社会经济改革。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精力集中在维持党内纪律和安抚反对派。这样一来，工会、青年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对奥地利社民党的不满和疏离日益加剧，大量知识分子和奥地利左翼人士对该党感到失望。1929年起，奥地利的进步知识分子及社民党左翼日益与社民党主流决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诺伊拉特日益脱离政治。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右翼对抗的措施是相当无力的，效果也十分有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努力的最大成果出现在1923年，从那之后，维也纳的知识界就不断转向右翼。这实际上也是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把自己和当时的奥地利政府捆绑，对当时的奥地利政府的不满从而被导向右翼，并进一步导致了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整体文化的右翼化甚至法西斯化。最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放弃了吸纳知识分子的努力。维也纳小组的领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被奥地利右翼组织暗杀就是这个策略失败的标志。而正是埃伯勒编辑的另一份刊物《美丽的未来》（Die Schoenere Zukunft）上刊登了约翰·绍特（Johann Sauter）颠倒黑白的文章，把杀害石里克的凶手说成是石里克（以及整个维也纳小组）的异端邪说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