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赵道新早就预见到了现在东西方搏击形式的融合(3)

但因当时并未重振拳术的竞争淘汰秩序，在没有比赛和交流的环境下，拳术高手们不同的格斗风格只能纵向传袭下去，于是技术风格和特点变成了拳种和门派。三十二势演变为太极拳，猴拳派生出通臂拳，八闪番革新成翻子拳，巴子拳棍异化为八极拳；李半天之腿移易称潭腿。同时，除河南少林寺外，福建少林寺，河南温县陈家沟村，山西蒲城，河北沧州……,形成了拳术多核生长的局面。

对拳术进行的第二次摧残是清朝早期满族政权的统治。他们同蒙古人一样对异族心有余悸。据《东华录》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上谕”述：“着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拳棒一事严予禁止，如仍有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在这次危难中拳术找到了另一个避难所一白莲教、八卦教，天地会等秘密团社，这就不可避免地涂染上宗教的玄光。于是乎，门道趋于保守。前尘趋于神秘，说教趋于玄虚。拳术有一种为人服务的工具逆转成人所供奉的偶像。
道光八年(1828年)麟庆代替巡抚祭祀嵩山时暂住少林，僧人们对这位清朝大人还存有颇高的警觉和戒心。而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杭州和上海的国术“玩命”大会赛台上，虽然那些“泰斗”“大师”、“不出山的和尚老道”纷纷惨遭败绩后，比赛的组织者和许多头面人物仍对“隔山打牛”、“炼剑御气”、“轻功”之类的仙技神术难以割舍。
中国历代农民暴动都毫无例外地以某种信仰来聚拢百姓。陈胜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张角、张鲁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洪秀全的“上帝”等等，但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酝酿起来的义和团则是由华北、东北各地的拳术练习作为襁褓的。遍布山东，河南，直隶(河北)等地的“拳坛”与其说是拳术训练场，不如说是特种宗教朝觐处。历代当权者并不害怕作为搏斗的拳术，而是畏葸作为信仰的拳术。因为宗教化的拳术易于诱导起社会的宏观行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清朝晚期对拳术逐渐解禁后，以北京为中心的那些深谙中国传统哲理的人却嗜好、怀念古老的拳术。这种由文化圈内的文与武结合而形成的“文人拳术运动”促成了拳术史上的第二次振兴。这一运动起源于民间的拳术高手到上流社会授拳。如王府内董海川教授“转掌”,旗营中杨露禅传习“陈氏太极拳”,后来，这些启蒙者的拳艺反过来又被运动所席卷，“转掌”易名“八卦掌”,“陈氏太极拳”改成“杨氏太极拳”。但这一运动对拳术所产生的最显著的影响是：其一，拳术训练以注意肌肉的发育变为注重神经的改善。其二，拳术的解释被先秦哲学的支言片语所敷饰，可其中不乏隽永的论列和美妙的词藻，同时，拳种如雨后春笋般繁殖分裂起来。为适应于拳种的拥挤，盗“内家拳”种之名，把受文人拳术运动影响较大或应这一运动兴起的拳种列入“内家拳”(内功拳)系列，受其影响较小的拳种并入“外家拳”(外功拳)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