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半是记忆，一半是罂粟|戛纳报道(8)

毕赣：大部分是我们一起选的，但也有之前我自己就选好的部分。因为是我开机停的那天才把他请来的。他的美学修养特别好，而且主创中像他还有黄志明老师，是从来没有跟我说“不”的人。比如其实旋转房间特别难为扥光，比如我告诉他这个房间要360°转起来，不能有灯，但我又需要有光把空间切割出来。黄志明老师最开始就被这个要求懵住了，但他们从来没有说不。而且我又会不断地改变，所以他们的折磨应当比我大（笑）。

ELLEMEN:你是怎么理解自己在拍摄甚至现在剪辑的过程中都还在不断地“发明”这部电影的？很明显它不是一个按照正常“流程”成产出来的电影。这个过程比《路边野餐》还要煎熬？
毕赣：拍摄过程其实都很煎熬，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每每都有感觉这部电影完蛋了，但第二天就又会发现一个想法，因此也就可以继续下去。每天都有一种新生命的感觉。我觉得不断地破坏是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很必要的条件，我相信很多好的电影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我还没有做的像他们那样好。但其实这也是我从《野餐》就开始的思维方法，无论成本的高低，我肯定不会因为一个剧本就把电影完成了，它不足够支持我走下去，它肯定是在不断地拆散重组，拆散重组的过程中，得到最后的确认。但是之前的一部电影我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但现在《地球》我做这个工作就需要浪费很多的钱。
ELLEMEN:因此其实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想法，每天都要换一点内容？
毕赣：我每天都会有一个拍摄方案，然后到了现场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拍摄方案，有团队成员大概计算过，一般拍完这个新方案之后，百分之三十的情况下我会说第二天再来一次，也许第二天的这个方案才是最终的选择；或者干脆直接说第二天再来一次，我往往会告诉大家不拍的理由是什么。
ELLEMEN:当看到罗紘武迷失影院误入山洞发现小野猫的时候，我心中一念：“毕赣出现了，他准备带着我们开启一段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