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13)

不过，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外国记者们根据实地参观考察撰写的100多篇电讯稿，大多数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全文扣检，或者删去主要内容。”赵红教授告诉记者，“这导致外国记者与国民党中宣部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参观团的活动不仅没能给蒋介石加分，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在舆论宣传上的失败。”
新闻检查只能控制一时，外国记者们回国后出版的图书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很快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1945年，福尔曼率先在美国出版《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6年，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7年，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问世。三位记者的三本书，不约而同地用大量事实、调查和对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和他们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日反攻的巨大潜力。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大量发行，后来大都还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此外，由于善于规避“审查”，巧于用笔，《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关于延安之行的客观报道，也集结成了《延安一月》出版发行，受到国统区读者的欢迎。毛泽东曾评价《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有胆识的赵超构，其实是国民党多番研究后才选定的。据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的王抡楦回忆，国民党中宣部对《大公报》和《新民报》的外勤记者很不放心，认为其中大多数人倾向共产党，不易控制。这两家报纸的人选被否决了好几次，最后国民党中宣部才勉强同意派《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去延安，因为其听力很差，人称“赵聋子”，平日也不爱活动，不是活跃分子。万万没想到，恰恰是看似“安全”的赵超构，写出了让国民党后悔不已的《延安一月》。
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
的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即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正是在这些记者们的镜头和笔下，一个孕育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未来中国雏形，自信、坦荡地步入了世界舞台。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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