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9)

在封锁线的后方，边区究竟有没有民主？这是福尔曼延安之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抹黑共产党的重点之一。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的王抡楦曾回忆，《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反共宣传，宣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污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当参观团来到延安，一切谎言就不攻自破。
7月13日，福尔曼等5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了一次会议，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

留守兵团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赠匾。右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
前一天，参观团的中国成员和夏南汉神父提前离开了延安。领队谢保樵和副领队邓友德似乎意识到，蒋委员长允许参观团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外国记者在边区长期居住，就会更加认识到“中共的行政工作只是滑稽剧，作战努力只是欺骗”，那错误就更大了。他们试图带外国记者一同离开，结果被毫不留情地拒绝：蒋介石不是要求我们在延安至少待三个月吗？
留下来的5位外国记者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的会议现场：20多名委员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1939年1月正式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官员”，这些参议员的形象很特别，不论年龄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些人还是骑马来的。20多名出席委员的身份和职业各不相同，有地主和士绅，有知识分子和教师，有医生和士兵，也有回教徒、商店店员和佃农，其中只有8位是共产党员。
这是因为，1941年，边区开始实行“三三制”，也就是说，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和政府职位中，共产党员的人数都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职位留给各阶级、各民族中主张抗日和民主的非共产党人士。如果选举结果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他们就会主动放弃多余的职位。
主持联席会议的是李鼎铭，他是“三三制”政府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64岁的开明绅士，曾为发展地方教育努力了30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因此在陕北很有名望。他很少过问政治，但从1941年开始，被选举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