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3)

在采访时间和日程安排上，蒋介石特意指示：“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至少）三个月。”蒋介石为何如此大方？外国记者们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用心，“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另一方面，“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
果然，最后能够成行的外国记者仅有6人，包括福尔曼、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其中夏南汉神父还是国民政府精心挑选的具有反共倾向的记者。
即便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指定了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担任领队，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副领队，要求中外记者必须统一行动，记者们的每一篇报道都必须经过新闻检查。为了“先入为主”，还规定采访路线必须先访问西安和阎锡山控制的晋西，然后才可进入陕北。
如此几番周折，5月17日，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乘坐一架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了宝鸡，再换乘火车，抵达了采访的第一站——西安。
识破西安训练营的“表演”
“在这个城市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无耻的盯梢。”
——爱泼斯坦1944年5月20日《发自西安的信》
蒋介石费尽心机安排的西安之行，一开始就失算了。
到达西安没多久，福尔曼就收到了一封关于揭露国民政府“苦心”的书信。据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载，信中写道：“蒋委员长拨了500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3/5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即封锁、欺瞒、监视和‘向导’……许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译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
这封信甚至详尽地列出了国民政府防范记者团的要点，比如，“限制并阻止你作‘自由访问’，用规定的程序占据你整天的时间”，“你们的住宅由秘密警员及便衣人士守看”，“凡指定与记者团谈话的官员必须根据‘谈话大纲’，并必须在用语措辞方面历数共产党的过失”，等等。
大概是为了保护写信者，福尔曼没有列出写信者的姓名，但这封信无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决定尽可能地加以证实。在西安停留了4天，记者们很快发现，信中所说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按照安排，记者们在西安先后拜访了胡宗南军部、省主席府邸、西安国民党党部和临时人民参议会。但是，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延安”或“共产党”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实在避之不能，就顾左右而言他，列举共产党的罪状。在军部，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子凯（音译）代表胡发言，他言之凿凿地声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战争开始以来从没同日本人打过仗。”爱泼斯坦追问：为什么东京同盟社一再报道日本和共军作战的战况？罗子凯避而不答，而是厉声反问：“假如你们相信同盟社，为什么美国还和日本人打仗呢？”在省主席府邸，祝绍周主席大肆谴责共产党“贩卖鸦片”，他说“边区1/3的最好土地都种植罂粟了”。这个谎言太过拙劣，以至于福尔曼只写了一句话加以反驳：“我在共产区游历了五个月，找不到一点点任何形式的鸦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