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4)

斯坦因曾担任驻远东记者长达12年，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一直抱有同情的态度。他对西安一行的待遇很不满意，西安的官员仿佛迎送国宾一样，“到处以精心安排的音乐队、游行队伍和民众示威来欢迎”，每天两顿奢侈酒席、特别演出、游览当地名胜，记者们听到数不清的“空洞而庄严”的演讲，但“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
不仅如此，福尔曼还发觉，“西安官吏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后来我们知道连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言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这番特殊待遇，让爱泼斯坦忍不住在《反共堡垒西安》一文中讽刺：“作为军事政治堡垒，西安当之无愧。在这里，一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
在西安稍微突破程序的“访问”，大概是前往“集中营”考察。福尔曼听说，这是一个关押那些从共产区出来的人的政治监狱，但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是一个训练营，“用以收容从共产区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给与短期之训练”，然后青年们可以过上新的生活。于是，记者们主动提出参观，西安的官员支吾了两天终于答应下来。
5月20日，记者团来到了训练营。福尔曼看到，“营里都打扫过，整理过，好几处新粉刷的地方还没有干。”他采访了一些营员，这些营员纷纷大倒苦水，“控诉”共产党的“罪行”。然而，富有采访经验的福尔曼只问了几个问题，就让这些营员露出了马脚。
一个20岁的营员自称，她曾被共产党蛊惑，去了延安的师范学院，后来逃了出来，自愿来到训练营。福尔曼问，要不要替她带信给过去的老师或故友，她回答，“他们在那儿的都是坏东西”，并且，她把他们的名字都忘了。
23岁的营员符秀英说，她是四川一家有钱人的女儿，红军砍掉了她父母的脑袋，拖她去了延安。但奇怪的是，她在艰苦的长征期间没有企图逃亡，而是抵达延安之后逃了出来。她自称1938年逃出延安后就直接来了训练营，实际上训练营是1939年冬天才设立的。
训练营的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斯坦因多年养成的专业记者素养，让他没有轻信在训练营听到的阴暗故事，因此，抵达延安后，他四处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那些自称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青年，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就在斯坦因将信将疑时，两位青年突然找来了——斯坦因、爱泼斯坦和福尔曼都记起来了，他们曾在西安的训练营见过。原来，这两位青年从训练营逃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