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九七”前后的香港危机意识，在极盛状态的香港电影中凸显出来(11)

如果说，古装片的影院放映，一度成了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真空的补白或填充物，那么渐趋主流的港台大众文化的先导和流行，则成了整个 90年代大陆消费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最具活力的建构性力量之一。香港电影的流行在不期然之间，将为全球消费主义文化所催生的个人主义成就一次文化准备和预演。

一个观影俱乐部的DVD墙
如果说， 90年代初，大陆影院热映的香港电影一度成为逃离后 80年代终结的精神与现实重负的想象空间与文化浮桥，那么，它很快成了在全球化的想象与现实，在杂陈、破碎且失效的意识形态现实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的自我指认与自我呈现方式。
如果说，香港（台湾）大众文化文本的大陆登场或流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时间差或滞后量，那么，这远非所谓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所致的中国的滞后现实所能够予以充分阐释。造成这时间差的因素常相当繁复而微妙。其中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香港电影工业系统中同步出现的动作片序列，却在中国大陆显现为一个线性过程：由“徐克”电影而吴宇森，中经王家卫而以周星驰的大陆命名式而曲终奏雅。

周星驰
我们间或可以将其视为视为一个新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过程的局部印痕，间或将其视为尴尬而张扬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表述困境获得想象性消解与主流确认的段落。同样，我们间或可以将整个 90年代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之间，大众文化生产、消费愈加频繁的互动视为全球化景观中区域化的动向之一，那么，不仅在中国大陆文化内部，这一区域化的文化事实，同时成了全球化过程的局部景观。而好莱坞时期的成龙、吴宇森、李安电影，韩国电影及大众文化的崛起（“韩流”），大陆古装电视剧的东南亚风行，已经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风景线。这已是另一个论题。
（本文摘自戴锦华教授所著《未名之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次发表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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