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九七”前后的香港危机意识，在极盛状态的香港电影中凸显出来(10)

这一现象，无疑可以在中国呈加速度介入全球化过程的宏观图景中获得定位；同时，更为具体的，则是香港／台湾大众文化不仅充当着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生产的示范和先驱，而且事实上成了中国社会体制变更之际，意识形态断裂、话语困境之中的有效填充和过渡。

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
如果说， 80年代后期，香港动作／武侠片，脱离其生产／接受的香港本土语境，作为“纯粹的故事”和“纯粹的形式”进入了中国大陆电影市场，被赋予相当不同的理解和想象；那么，八九十年代之交，香港电影中陌生且悬置着的文化表达，成为负载 80年代终结后大陆文化中的历史虚无与现实之犬儒主义的最佳载体。而影片所呈现的那处暧昧而不无痛楚感的、个人的“飞地”，为经历 80年代终结而限于彷徨的大陆青年一代，提供了有效想象的遁身之所。
事实上， 90年代初，经历了 80年代落幕时分的社会震荡，中国社会一度处于某种意识形态表述的真空之中。曾经在 80年代似乎无限开敞，却在 90年代陡然封闭的中国社会远景，以及在苏东解体剧变之后陡然变得明朗且暧昧的国际政治空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或曰中国民主之梦，同时伴随着不曾中断、相当酷烈的阶级分化过程，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极端深刻而无从言说的身份危机之中。
于是，这份真空与危机，极为荒诞而准确地叠加在香港电影原本相去甚远的大众文化表述之中。其中的多重认同／拒绝、秩序／反秩序表述，被赋予了大陆本土现实的“对位”和阐释。凭借“合拍片”的形式，或以“合拍片”的名义，香港电影，尤其是其中的古装片，一度成了并立于官方主旋律电影之畔的文化景观，共同显现着 90年代初大陆社会极端荒诞的文化现实。而相对于影院事实，远为深刻而广泛的，则是凭借盗版碟（ VCD/ DVD），继而是通过因特网而形成的流行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