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九七”前后的香港危机意识，在极盛状态的香港电影中凸显出来(7)

“个人”与性别修辞
如果我们将这一影片序列放入香港本土的大众文化脉络之中，它与香港武侠小说性别书写传统的连接与断裂同样耐人寻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香港武侠小说之代表的金庸小说，与此前武侠小说书写的最大不同、或曰现代性特征之所在，在于他将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个基本母题：男性的成长，同时是寻父／弑父故事，作为小说最重要而基本的情节支撑。而金庸小说的一个共同而基本的特征，是主人公的无父之子的身份。他的寻父之旅，同时是认贼作父，并最终指父为贼的成长历程；而金庸小说中的情爱故事，无疑带有相当鲜明的恋母色彩。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
如果我们引入一个在全球反殖、解殖过程中渐次显露的性别修辞参照：在殖民地、后殖民文化中，父亲、父权作为宗主国象征，和母亲作为本土、故国或未来之国（独立建国之后的现代民族国家）象征的性别修辞策略，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在金庸 50—70年代的小说书写中辨识出对香港殖民／反殖经验的政治潜意识流露（尽管联系着其中的国族叙述，其表述远为复杂）。
而金庸小说作为大众文化工业生产一个持续不断的素材来源，八九十年代之交古装史之“金庸影片”或“类金庸影片”的一个重要的性别修辞变化，便是那一认贼作父或指父为贼的情节线索的褪色。无父之子成为主人公一个先在或先验的个人身份标志。
如果说，成长主题的剔除，先在地确认了主人公的主体或曰个人身份，同时搁置了叙述或潜意识中负载的反殖／解殖内涵；那么，其中关于女性／“母亲”的性别修辞便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事实上，并非是在此间的香港主流电影或曰动作片多序列之中，而是在同一时期的香港艺术电影之中，寻母和弑母的主题成为一个凸显的表述。其中最具症候意味的是《阿飞正传》（王家卫）和《天国逆子》（严浩）。前者以绝望寻母，却最终在曾抛弃他的生母门前掉头而去为终结，后者则是儿子终于指证了母亲的杀夫重罪，而使自己成了一个决绝却绝望的弑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