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8)

关于全球经济新常态，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了所谓“长期停滞”时期。
首先，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又归因于技术进步缓慢。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变量是技术进步。据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20世纪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从1980年至今，TFP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1930—1980年间增速的三分之一（Gorden,2014）。另有研究显示，由于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这些经济体也步美国后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
其次，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恶化。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欧洲、日本更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更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劳动参与率。
第三，收入分配恶化。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等人的研究显示，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便巳持续恶化。尽管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得扭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当然算不上什么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不祥预测：皮凯蒂表示，20世纪中期的相对平等才是一种偏差，我们正重返“大萧条”前那种由少数富人特权阶层主导的经济模式（Piketty，2014），而这种分配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动乱。
第四，基于长期停滞这一基本特征，全球经济还呈现出一系列衍生性现象。一是各国经济均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境地，致使经济恢复进程梭巡不前；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仍频，贸易增长率连续3年低于全球GDP增长率，引致“去全球化”忧虑；三是各国宏观政策同期非同步，导致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迥异，进一步导致汇率变动、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四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治理体系对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适时应变，以至于全球峰会次数近年超过历史时期，仍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