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7)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了解，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可能赢得改革红利，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把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多国、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拿来判断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倾向于低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Pritchett & Summers,2014;Barro, 2016)。
辩证地看待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减速，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减速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存在着诸多机会和潜力，使得中国的减速既不会演变为停滞，也不会过于剧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挖掘潜力、利用机会的根本途径。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进而通过在改革当事人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形，改革红利将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全面把握新常态：空间维度
从空间上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全球经济新常态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会塑造中国经济新常态，另一方面，则要以中国经济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新阶段交织在一起。这个新阶段其实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转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新常态。
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并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从长周期视角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全球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则预示着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周期的开始。
长周期概念最早由康德拉季耶夫提出，它指的是长度为50年左右的一个基于科技革命周期更新的大周期。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共经历了五次长周期。其中，第五次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个上升期与前面提到的“大稳定”时期大规模重合。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开启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繁荣周期，也构成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上升阶段。2007年，以次贷危机爆发为起点，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长周期角度，上一波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动能消耗殆尽，世界经济进入到第五次长波的下行阶段。而这也成为新旧常态的转折点，全球经济自此步入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