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6)

恰好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下到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变化的事件发生了，即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所以，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反映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蔡昉和张晓晶，2019)。
从新常态视角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把握。
第一，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衰至盛阶段上，中国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跨越，如今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以增长速度减慢为特点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么近。
第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这种“结构性减速”本身是一种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它自身就蕴含着并衍生出新常态的另外两个基本特点——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一是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创新为引领的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健康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经济增长将全面转变动力结构，即更多依赖内需而非外需，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要素规模的单纯扩张。经济增长速度因结构变化和传统动能衰减而稍降，结构变化和新动能培育又蕴含着走向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变化、结构变化和动能转化相互联系、辩证统一——这就是新常态的辩证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换言之，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三，在这个阶段上，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以及发展阶段要求获得崭新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中高速必须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