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康拉德直到科波拉——重读《现代启示录》

科波拉的野心之作
不出所料，尽管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安排场次最多的一部外国经典（同时有IMAX和4K），《现代启示录》抢票时依然是“秒光”——这充分说明了无论当年的争议有多大，这部1979年拍摄的电影已经获得了“经典性”。但是一旦被安排在“IMAX”中，观众对这部“经典”的热衷就似乎要满怀对“美国大片”的期待，将其作为类似于《敦刻尔克》之类的视听盛筵，那他们多半是会失望的，因为《现代启示录》的创作思想不是奔着“视听盛筵”去的，它并不容易消化，“大片”观众在电影院里可能会打盹儿。
法国导演克劳德·夏布罗尔将电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思想性的，一类是感官性的。这种划分虽然有点简单粗暴，但话糙理不糙。弗朗西斯·科波拉无疑真正属于前一类，在美国导演中并不多见。为什么说“真正”呢？因为思想性电影并不见得非要在电影里用长镜头“做思考状”，塞进一堆哲学家、文学家的名字。很多导演，比如伍迪·艾伦，就经常被错位地归于前者……
《现代启示录》是科波拉的野心之作（尽管一开始曾决定由乔治·卢卡斯来导演，但这个创意核心一直是科波拉本人的）。虽然它不像《对话》（1974）那样在一个简单的故事中注入了深刻的思想，四两拨千斤，但的确比已经成为电影教科书级别的《教父》（1972）复杂且深入得多（有一种说法是，科波拉拍《教父》是为了给《现代启示录》积累资金）。如果说科波拉电影属于美国的精英文化，大概未必十分错。精英性并不在于他们的家族三代人拿了9个奥斯卡小金人，而是在于对时代和社会思想的贡献。能够不顾预算超支、周期严重延时（原定拍摄6周的《现代启示录》拍了一年半）、一片批评杀伐声，甚至众叛亲离的困境，像个疯子一样坚持自己的判断，这真的不是寻常人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