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康拉德直到科波拉——重读《现代启示录》(4)

研究这部小说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问题，小说中展现的殖民主义之恶和小说作者模糊的殖民主义立场都可以为研究提供佐证，但是库尔茨最后的那句“恐怖”更有意思。在小说里，寻找库尔茨的马洛最后对库尔茨的未婚妻隐瞒了其最后的遗言，假称他最后喊着未婚妻的芳名。但马洛对于“恐怖”的感受是明显的：“他的内心是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我看着他，就如你们俯身窥视一个躺在悬崖下、终日不见阳光的人。”
敏锐的、聪明的科波拉果断选择了这部小说最深刻的部分，并对马洛进行了改写，用威拉德中尉替代了他，变成了讲述一个人逆流而上去寻找传奇，发现这个传奇只不过是自己的另外一副面孔而已，彼将取而代之。
这个改动成就了一部电影经典，也成就了文学改编的一个典范——优秀的文学银幕化是提升，是引领我们的精神抵达更高的层面。科波拉使得这个故事不再停留在殖民与反殖民的对立，或西方文明的堕落与崩溃，甚至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身上都有一个黑暗的心”。
这部电影的本质是“上帝已死”之后的现代人神话。它关于人的两极性，在善与恶的两岸。它用一艘小船，在亚洲的热带雨林完成了一次新的奥德赛之旅：一个年轻人逆流而上寻找他的父亲，发现那是何等残暴的一个父亲，而他最终也成了这样的人。
这个神话的深度要归功于尼采。
这是一部尼采式的歌剧——不是因为尼采的偶像瓦格纳——影片中基尔戈上校一行乘坐军用直升机，在直升机上把音响开到最大，在瓦格纳《女武神》激荡的主题音乐中，用机关枪和汽油弹对越南游击队和平民进行无差别扫射、轰炸——这部影片讲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的那个走绳索的人——我们要借助搭在市场和群众之间的那根软索，从“原始的人”走向“神圣的人”，软索的两端是善恶的两岸，因为我们在“原始的人”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那是一条自取灭亡之路，我们稍微被丑角恐吓，就会像走绳索的人那样掉下来摔死。我们要免予这种恐怖，就得学着去做“神圣的人”。
为什么库尔茨上校让威拉德杀死自己？因为他已经走得太远，必须终止，为什么是威拉德杀死他？实际上杀死他，等于杀死自己身上的一部分！而威拉德最后有没有选择走上另一条路，导演给的是开放式答案。所以说，库尔茨之死这件事是最无需争议的，因为正如导演自己说的那样，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行不通了，不得不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神话。这部电影是一块警示牌，而不是一款杀人游戏。而今天，我们更应当认识到这一层意义。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