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冰激凌事件：“一百年了，他们还是义和团”(4)

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中说过，这种文化“把加强家庭和亲属的纽带关系凌驾于其他社会义务之上”，结果就是“造成一种双重道德，它对所有类型的公共机关的道德义务都不及对亲属的道德义务”，因为“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更充裕，而存在于亲属关系以外的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
中国人很容易理解这种心态，好比说“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切道德都要以自家的利益为准绳，那种忠诚说到底，就是一个工具人的执念：他甘愿死心塌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忠实工具。也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里，最深的痛苦是“忠而见谤”，那意味着他对身份的忠诚不仅没有得到回报，还被误解了。
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他不愿接受其它可能、外人的好意、欣赏别处的好，因为那不是自家的。这样，他所捍卫的身份成了一个牢笼：先是边界决定了认知，由此塑造出来的认知又决定了他的边界——不是世界放弃了你，而是你主动放弃了世界，因为你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东西能超越这个身份边界。有一次听老同事说，她老公坚决反对她去国外旅游，理由是：“我们中国什么样的美景没有？非要去国外干嘛？”
这都意味着，人们在意的并不是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对社会角色身份的捍卫。当然，把这种自我身份说成是“牢笼”，可能会触怒很多人，但我的意思是：这种身份并不是可选择的，实际上也就谈不上是“捍卫”了。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只有当一个人想要超越这种身份限制时，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放弃了什么，才会意识到这个悲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