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九十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19)

一年写一部长篇，她将自己那时的写作形容为，“一路狂奔”“被逼无奈”，她需要长篇来养活自己，而幸运的是，她能够用长篇来养活自己，她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的情况是,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 即使只有一万人买我的书，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准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场的脸色。“她对于上世纪90年代写作长篇的自己有这样漂亮的描述。“我坐在90年代的房间里，擦干净桌子上的灰尘，洗好脏碗，削去土豆的皮，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在深夜或者清晨，想出我的长篇的标题。”

1997年9月14日，林白在从新疆喀什到阿克苏的路上。图片来源：林白供图。林白身上凝聚着在一个1990年代作家生存的典型困境，个体自由了，她可以依托市场过活，却又担忧纯文学没有“市场”，在访谈中，她也多次强调自己的作品不好卖，跟明星比，作家的收入实在可怜，为了市场写长篇，却因为书卖得不好而焦虑，说到底，她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组织来解决吃饭问题，彼时，她想去出版社，出版社也都不要她 。“我需要有一个单位。如果我不是个作家，人家可能还会考虑，哪个单位愿意要个作家？”她想去作协当专业作家，也屡屡失败，“我一直想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直到2014年我还想去，这样起码看病方便一点，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没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为作协争光的人。”她也无法进入高校，因为自觉口才不好，讲不了课。林白说，“国家应该养作家的，国家养的作家太少了。
”
这样的生存困境在新世纪才出现的作家中间也不断重现。进入市场后的作家们意识到，专业作家的体制不仅会给予稳定的经济支持还会赋予他们作为“专业作家”的社会地位以及安全感，不光是70后林白这么想，就连近些年才出现的魏思孝也坦言自己想法设法地进入当地作协，理由是作协会解决工作，照顾生计。
早在进入报社之前，林白就开始写作了。在《玻璃虫》里，她有一段对电影生涯的虚虚实实的回忆，“ 我的职业电影生涯始于1985年12月，结束于1990年3月。这段时间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责编过两部电影。”当年的广影是第五代导演的策源地，张艺谋也是广西厂的在册人员，厂门口的空地上，著名导演和漂亮演员来来往往，商业大潮影响了电影业，艺术片上不了了，她负责的片子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喜剧片，武打片让她在男人的汗臭中尴尬不已，喜剧片对她造成的影响是“疲惫、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