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的是“锅姨”，熬的是演员｜专访刘丹(3)

先生制造：后来又是怎么和角色建立起连接的？
刘丹：可能因为我的女性身份，让我跟陶映红产生了一些连接，这个世界有一些感受只有女人知道，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我正好可以做一些表达。
比方说陶映红猜测女儿在公交车上遭遇性骚扰，生活里这种对女孩的骚扰，我小时候也体验过。但一说出来，就好像是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小学时梳了一根大辫子，班级后座男生是一个留级生，他趁我不注意，用剪子把我的辫子下面齐着剪了七八厘米长那么一撮，我站起来说：“老师，他剪我的头发”。结果老师特别不高兴，她骂了那个男生，但骂他的态度，好像是我做错了，我不应该上课举手，打扰了老师上课。这还是一个女老师。
当你处于低谷有压力的时候，难免很想被他人理解，以为这样可能会化解，但人是无法彻底相互理解的，就会觉得你很幼稚。你看陶映红，她努力调查女儿的事，别人反而觉得她受了刺激，是疯子，应该去看医生。
我自己也有迷茫，痛苦挣扎的时刻，我相信人的一部分情感是共通的，那段时期的感受可能是帮助我更接近陶映红的内在。我自己也正好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寻找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共鸣，让我看到这样的角色时，会被触动，会想演。

先生制造：《开端》前几集在逐个排查车上谁是凶手，陶映红此时的戏份不多，你那时会想让她的存在感小一点吗？
刘丹：剧本围读阶段，我就和导演沟通过这件事，我说，如果我只按陶映红的状态去演，她背负着这么大的事，马上就要行动了，一定会马上被人发现的。你一给我镜头，别人就会看见她状态不一样。导演说，没关系，你不用管，做好角色当下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这个戏是从两个年轻主角的视角来讲述的。如果从陶映红的视角去拍，她上车，坐到这，开始行动，一定有特别多的心理活动，但这个心理活动在主角视角的节奏里面不允许被呈现，不可能从头到尾描得那么细，所以该舍的就要舍去。
我换个角度去想象这种可能性：日常生活里我们也能看到别人偶尔状态不好，大家看一眼也不会当回事，一般不会真的想到一个女的在座位下放一个那么大的高压锅，里面是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