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之战、白登之围，司马迁为什么非要把大胜写成是大败？(3)

这个形势，任谁都看得清楚，汉国、老刘家的实力不仅彻底“超霸”，而且形成了从“天下之腰”对剩余六个诸侯国的彻底分割，再加上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新燕王卢绾是刘邦的发小，长沙王（即原衡山王）一直低调，剩余的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韩信，想不老实都不行。
楚王韩信的突然倒台，放诸当时，不过是个偶然事件，但放诸大历史，却是中国能从传统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专治这一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拐点，能够和汉国分庭抗礼的楚国，通过极为省力的“擒一人而定楚地”的方式迅速、高效搞定，起码是当时华夏大众“安享太平”的巨大历史运气。
【《史记-韩王信列传》：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陽，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陽。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陽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
正是因为双方实力对比的严重失衡，刘邦才可以对其他诸侯王随意“拿捏”，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韩王信，谁让他的封国“怀璧其罪”呢？
相比当时淮阴侯韩信的满腹牢骚，韩王韩信的心理状态也不会好多少，六十年前长平之战前夕，韩国被秦国从野王“举国中分”，韩国当时的决策就是抛弃上党，保留经济实力更发达的颍川故地，现在让韩王信放弃老祖宗的地盘、迁徙到还在上党以北的太原地，他会情何以堪？
但是韩王信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许从这一刻起，他就已经埋下了“造反”的种子。
现实的“妙处”就在于，人总是会朝前看的。韩王信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就国了，而一旦就国，他就发现他生存的一大威胁是北方的匈奴，所以他向刘邦提议，让他把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以便更好的抵御匈奴。
而历史的“可怕”就在于，原本可能只是华夏大地内部的政治内卷，居然引起了外部匈奴的警惕。
此时的匈奴，虽然距离秦王朝即名将蒙恬前215年北逐匈奴的巨大胜利仅仅过去了十余年，但已经聚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存在，冒顿单于经过多年的隐忍，先是干掉自己的老爸，然后向东干掉了东胡，向西驱逐了大月氏，向南基本吞并了河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