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儒学之光

连续几年来，尼山圣源书院成了全国乡村儒学的“黄埔军校”，一批又一批的儒学义工讲师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就是播种机，他们就是宣传队，他们将乡村儒学的种子撒向全国，遍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果实。
□ 王筱喻
1931年春节刚过，料峭的倒春寒又把鲁中地区拖回寒冬腊月。
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从天空满是飘浮着煤灰的山东周村火车站下车后，拖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乘坐马车直奔邹平县城。看他们的穿着，有的长衫礼帽，有的西服革履;听他们说话，南腔北调，都是外地口音。这一大群陌生人的到来，在平静的小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议论纷纷。
在这群人中，有一位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他是梁漱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十分服膺他，开口必称“梁先生”。他聘请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大洋，作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立之初，梁漱溟亲自主笔写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以此体现他的办学思想、理念和方法。
梁漱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来一大批知名教授参与。正当他醉心于热火朝天的实验之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三个月后，日本的侵略步伐已入山东，韩复榘为保实力无心抗战，步步败退，梁漱溟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事们被迫撤离。
一抹乡村建设的冥冥曙光就这样与历史擦肩而过。
乡村儒家教育几近缺失
私塾在我国源远流长，私塾类的民间教学机构西汉时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凋敝，民间私塾反而有长足发展。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逐步成熟，给予民间私塾以新的推动力量，至明清而步入全盛。
依据“童蒙养正”的古训，私塾教学首先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传统蒙学教材培养孩子的人文基础和人生礼仪。然后，殷实人家的子弟继续诵读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私塾教育本质是修身做人的教育。
自晚清遭遇上那场西洋风后，国家以行政手段废除了一千多年的学统，一夜之间私塾和书院被废。新学堂的兴建却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果。梁漱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已经作过深入的调查与反思，他认为，新式学堂只是学来了西方学校的形式，即培养孩子的个性和创造精神，但它同时也丢弃了儒家教育的优长，即人格养成和性情教育。
家庭伦理的根本在孝道。《论语》上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于家教文化体系的解构，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