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女性”的信仰式爱情(9)

1938年萧红与丁玲在西安如果说胡也频从一个质朴的诗人，成为了革命同志，或者甚至可以称为“革命爱人”，这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与思想的统一。而冯雪峰则不同，他激荡过丁玲的内心，他们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同志，一般的爱人。他们的关系并不只是思想的理解和统一，而是一种“信仰的激荡”。在丁玲和冯雪峰的关系中，冯雪峰身上“平静、真诚和勤恳”的特质和他对于信仰的坚定，一直都吸引、激励着丁玲。
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来说，丁玲并不陌生，可是，这是第一次她在一个男人身上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她写给冯雪峰的一封信末尾，几乎是恳求般地述说了自己的渴望：“帮助我，因为我的心总是向上的”。可以说，在丁玲的内心深处，冯雪峰已经变成了“信仰”的具体化呈现。当爱情如信仰一样指向崇高性的追求，就不再是一般的爱情，一定会有一个定冠词，比如“没有俗气的爱情”“伟大的爱情”……也正因为爱情的崇高性，才能实现个体“人生向上”的追求。
再回到莎菲的世界，不论是苇弟代表的庸俗的日常生活，还是凌吉士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都缺乏崇高性，缺乏超越日常的能力。所以，对于莎菲这个处于新世纪的女性来说，她本能地感到厌烦。在这个新旧交错、变动不居的时代，她感到自己需要新的、崇高的、能够指引人生向上的事物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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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对爱情的追求，到丁玲对爱情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新女性爱情观中身体、新世界与信仰三个层面的内涵。对于新女性来说，爱情既意味着对异性的身体欲望，这是生活在新时代的她们的大胆言说；也意味着对未知新世界的渴望；同时，更重要的是，爱情意味着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以此实现“转移个人生活”的可能。
也正因此，新女性眼中的爱情，必然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范围，指向更具精神性与抽象性的信仰。只有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引下，爱情才具有指引个体“人生向上”的力量。
由这种爱情观反观这一代新女性群体，我们会发现，与传统女性的婚恋观相比，民国新女性的爱情观具有很强的现代特征，在对身体、新世界和信仰的追求中，这种以“人生向上”为底色的爱情观，一改传统两性关系中女性缺乏自我追求的特性，充分展现了新女性对自我发展、个体精神性追求的向往。
换句话说，她们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女性自我的出现，虽然在明清女性文学中就有所呈现，不过，正是到了民国时期，伴随着新旧交替的剧烈变革，新女性的自我才成为一个亟需面对、填充的问题。